2015-10-22

「事實的美學」:科學與藝術的關係簡史

原文刊載於典藏今藝術2015年9月號

圖一:沃爾(Jeff Wall),《藝術家安卓利安‧沃克於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解剖學部門實驗室繪製標本》(Adrian Walker, artist, drawing from a specimen in a laboratory in the Department of Anat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1992,燈箱裝置,119 x 164 cm。

在加拿大攝影師沃爾(Jeff Wall)1992年的攝影作品《藝術家安卓利安‧沃克於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解剖學部門實驗室繪製標本》(Adrian Walker, artist, drawing from a specimen in a laboratory in the Department of Anat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對著窗、坐在桌邊正面對著靜物素描的藝術家。(圖一)他繪製的物件是一只被安放在藍綠色墊布上、經過風乾、防腐處理的手臂標本。在沃爾相片中,藝術家顯然已經歷了一段在物件與紙面間來回反覆觀察、比較、調校、增減、確認的過程。他眼前的紙張已不再空白,被描繪下來的圖像已漸漸成形,而此刻,他正用手撐著頭、眼光停留在紙面上,似乎陷入了沉思。乍看之下,沃爾在相片中定影下來的不過是一個藝術家繪製靜物的尋常場景。只不過,在沃爾定影下來的這個畫面中仍然充斥著許多謎團。譬如,為什麼畫面中的藝術家為什麼會出現在「實驗室」中?而且,如果他在這邊的任務是製造出物件的影像副本的話,為什麼他使用的技術是「素描」,而不是沃爾用來拍攝下我們眼前影像所使用的、更便捷且客觀的技術 ──「攝影」?此外,我們可以問的更是,究竟是什麼讓相片中藝術家的目光不再擺盪於「素描的對象」與「已畫出來的圖像」之間,而停下了筆,進入了某種思緒?

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 在2005年的一場演講中分析了沃爾的這件作品,認為這件作品全然體現了西方十六世紀以來「科學」與「藝術」緊密且複雜的連結,並將這個連結稱為「事實的美學」(aesthetics of matters of fact)。在這邊,我們當然會狐疑,如果所謂的「事實」意味著「事物確切存在且可被驗證的真實、客觀情況或是狀態」,那「事實」為什麼可以與「美學」相提並論?又,「科學」和「藝術」之間存在著什麼怎樣的關係?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重新回顧十六世紀以來科學和藝術的關係。

科學與藝術的交疊與分離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當十六世紀的科學家開始強調「眼見為憑」,擺脫過去權威和古代流傳下來的知識,並嘗試著將知識重新建立在「實際經驗」與「實驗」上時,這個後來被歷史學家稱作是「科學革命」的階段也正是自然科學家更緊密地與藝術家一起共事的年代:由於只有少數自然科學家本身擁有繪畫、雕刻、鑄板的能力,他們往往必須透過藝術家的協助,才能在自己的出版物中加入圖像。當時的科學家深知,出版品中的圖像不僅會影響書的銷售量,更會直接決定他們的研究成果在科學界是否能造成迴響。然而,除了經濟和學術政治上的考量之外,圖像對於科學的重要性更在於,圖像讓原本受限於時空、只能被少數人親見的經驗得以被儲存、固定下來並透過出版品的流傳,讓過去、遠方的經驗得以不斷被複製、援引,成為整個社群的公共經驗。

從十六世紀起,包括植物學家、天文學家、解剖學家等等自然科學家開始系統性地編輯一系列包含大量圖片的圖集(atlas)。在這個脈絡之下,圖像不僅肩負了定義「觀察對象」的任務,更成為訓練科學家「如何觀看」的重要工具。譬如在植物學裡,剛入門的生手必須透過圖像的輔助,學會將日常語言裡的形容詞(譬如說「多毛的」)再向下微分成更細緻的、不同的特性。在病理解剖學中,醫生則藉由圖像將相對稀有且倏忽消逝的「病徵」保存下來,讓未來的醫生在面臨相似的狀況時,能有所依據地辨認出患病的身體。

圖二:阿比努斯(Bernhard Albinus),《人類骨骼與肌肉圖鑑》(Tabulae sceleti et musculorum corporis humani),圖版四,1749。

在這邊,我們必須知道的是,雖然在歷史上每一個負責編撰圖集的科學家都認為自己的目標是將自然如實地呈現在讀者眼前,不過「將自然忠實地呈現出來」的過程絕非表面上看來如此單純。因為首先,科學家必須從眾多、紛雜且始終處在變動之中的世界中抽取出一個適合呈現的對象。其次,他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該透過怎樣的方式、怎樣的媒介來呈現自然。換句話說,「忠實地呈現自然」其實無可避免地連結著科學家所認為的自然是什麼,而且,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每一個年代對於「忠實呈現」都有不同的想像。譬如荷蘭十八世紀的解剖學家阿比努斯(Bernhard Albinus),他雖然一方面在1747年出版的解剖學圖鑑裡提到,他是如何一絲不苟地準備、組合骨骼,並透過兩扇窗格的設計來讓藝術家精確、毫無誤差地描繪下眼前所見的物件,然而,另一方面,為了獲致最完美、最精確的圖像,阿比努斯也毫不遲疑地宣稱選取的樣本最能展現出骨骼的力量、靈活度、完美比例與其整體的美感,甚至允許藝術家在事後「修正」、「美化」繪製出來的圖像,並在背景中加入珍奇的動物,來做為圖像的「裝飾」。(圖二)對他而言,「忠實呈現」與「美感」並不是兩個無法相容的原則,而正好相反,科學家的美學判斷與藝術家的介入不僅保證了圖像的可信度,更讓我們眼前單一的圖像得以昇華成為某種「理型」。即使我們不能在現實世界中尋得與圖像完全相同的個別樣本,不過這無損圖象的可信度,因為圖像的目的並不在於單純再現單一的個體,而是將無數個體融合成一個超越性的、完美的「代表」。在歷史上,像阿比努斯這樣認為必須以美學判斷來修正、改善圖像的科學家並非特例,譬如英國的解剖學家杭特(William Hunter)就與阿比努斯相同。在1774年所編輯的孕婦子宮圖鑑裡,他開宗明義地向讀者保證,書中的圖像精確再現了人們所看到的景象,不過,與此同時,他也認為「美」是在再現自然時必須達致的終極目標,並透過結合不同的屍體來拼湊出最忠於自然的圖像。(圖三)

圖三:杭特(William Hunter),《人類妊娠子宮解剖學圖鑑》(Anatomia uteri humani gravidi tabulis illustrata),圖版二,1774。

事實上,像是阿比努斯和杭特這樣用「美學經驗」來做為評斷自然是否真實、正確呈現的概念,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中之後,隨著「主觀vs客觀」被視為兩個全然對立的概念之後,才開始漸漸消失:科學家開始認為,真正客觀的科學必須排除任何可能扭曲事實的因素,透過使用自動機械來取代藝術家甚至是自身,藉以驅逐所有人為介入、美學判斷的成份。從歷史上看來,正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科學」與「藝術」漸漸被分化、對立成我們今天概念中兩個逕渭分明的領域:科學的任務在於「發現」,藝術在於「發明」。科學是對於自然邏輯性、系統性且追求普遍、客觀真理的研究,而藝術是藝術家個人直覺、主觀的創造。不過,在十九世紀中之前,即便科學家嘗試著用各種方式來節制、監控藝術家替他們描繪出來的圖像,他們仍深信成功的科學最終必須達致藝術的成就,反之,成功的藝術也會展現出在科學中所追求關於世界的真相。

回到沃爾的作品中來談,我們在圖片中看到的是一個在當代實驗室中對著標本寫生的藝術家。從今天的角度看來,這當然是一個不合時宜且時代錯亂的畫面。不過,在沃爾將藝術家重新置入了科學的場景中時,對拉圖爾而言,這件作品不僅呈現出科學與藝術從十六世紀以來錯綜的關係。拉圖爾提醒我們的也是,無論科學怎樣宣稱自己的客觀性,在我們面對真實的當下永遠只能是人造、經過悉心計算且在歷史中被建構出來的。正因為如此,除了問「事實是什麼?」,更重要的是去詰問「事實的美學」:科學中所宣稱的「事實」是如何被製造、如何被再現出來的?

科學與藝術的再度結合

或許是出自於某種對於「科學」和「藝術」在十九世紀中以後被分立成二個相互對立領域的回應,從1950年代起,許多藝術史、科學史研究者開始討論「科學」與「藝術」在歷史上的關係與相互的影響。譬如潘諾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將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天文學上的發現歸結到他對於「明暗法」的掌握,或是英國藝術史家愛德頓(Samuel Y. Edgerton)將文藝復興時期「透視法」的發明視為是推動西方現代科學發展的重要關鍵。近二十年來,許多科學家在官方機構的資助之下開始與藝術家共同合作。另一方面,藝術家也開始大量挪用原來屬於科學領域的材料、研究手法來作為自己的藝術創作的對象。近幾年來,在歐洲興起的「藝術研究」(artistic research)更可以被理解為新一波將「藝術」與「科學」重新整合在一起或是將「藝術」正名為「科學」的嘗試。

不過,在這個風潮中,我們必須去問的當然是,我們有必要抹除掉「藝術」與「科學」之間的界線,再次回到十九世紀之前「藝術」與「科學」尚未分家的年代嗎?或是正如德國藝術史學者蓋瑪(Peter Geimer)在討論當代「藝術研究」風潮時尖銳的提問:如果長久以來我們早已公認「藝術」與「科學」相同,都是某種觀察、思考世界、研究世界的形式的話,為什麼我們今天還需要「藝術研究」這個新的標籤?有任何不同的東西是在這個標籤下才得以被實現的嗎?

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曾在《何謂哲學?》(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中討論了哲學、科學與藝術的差異。對於他們而言,哲學、科學與藝術之所以會有所差異並不是因為它們面對的對象有所不同,而是在面對同一個混沌、無序世界時所展現出來、與其不同的關係:哲學尋求在無序中盡可能抽取出多樣、繁複的變化,並在概念上將這些變化串連在一起。科學則藉由排除無法化約、歸納的雜訊,從混沌中篩選出可計算的變項,並從這些變項中推導出內在統一、渾圓的自然定理。德勒茲和瓜塔里認為,藝術與哲學或是自然科學的不同之處,在於藝術雖然也取材於同一個世界,不過藉由配置與重組,藝術要向我們展現出的不是靜態的事實,而是真實世界繁複的變動性:藝術並不純然再現我們經驗中已知的世界,而是不懈地去召喚那些雖然真實存在、然而在此刻卻尚未被實現、還不能被言說、再現出來、感知到的、未知的「現實」。藝術是一條通往「未知」卻沒有盡頭的甬道。換個方式說,藝術追問的並不是,事實是什麼,而是如何在這些已知的、已被實現的片段之間呈現出未知的聯繫?如何讓當下的現實重新閃現、折射出繁複曲折、無法被化約成定理、公式的狀態?

就德勒茲與瓜塔里的角度看來,我們或許可以說,當十九世紀中科學將「藝術」徹底異化成一個全然無法與自己相容的他者時,「藝術」其實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在今天,雖然藝術重新尋求著被肯定為一門科學,或是強調著自己與科學一樣可以製造出某種「知識」,然而,我們不能忘記的是,藝術要追求突破的應該並不(只)是歷史在它和科學間劃上的界線:在模糊科學與藝術的分界時,我們或許不真的拓展了知識的範圍,或是開拓了(今天大家很喜歡掛在嘴邊的)可能性,而僅僅是在既有的範圍、結構中企圖爭得更多既定的意義、價值與肯定。我想,藝術要突破的應該是事實的邊界、感知的邊界、認識的邊界,這是當歷史將藝術放逐到科學之外時,同時交付給藝術極為崇高卻也難以達致的任務。

4 則留言:

  1. 請問您不再更新部落格了嗎?
    偶然逛及此處,覺得相見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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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等我寫完博論以後,會再思考該怎樣以另外一種方式繼續下去的。謝謝你的鼓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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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感謝你啊。我會努力把博論寫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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