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xus

禮拜三結束了和教授的meeting以後，我的耶誕假已經算開始了。除了積極地收集假期裡需要用到的參考書目，也開始計畫聖誕到跨年這一段時間的讀書計畫。正是這一個禮拜，柏林也開始下雪了。這幾天，我偶爾看著窗外下著的雪，在空氣的攪動中旋轉、漂浮、漸漸散落到地面，在街道上罩上了一層霧色的薄雪，其中在降落的過程中已經開始融化的，覆蓋上先前的積雪，形成了極為細小水滴的組成的結晶體，會在陰沉的天氣裡微弱著閃著光，其它前幾天的積雪，被人踏過、混合著地上的泥沙和融化的水就在街景的表面畫出了粗黑的線條。

最近，除了在看一系列Fluxus的紀錄和畫冊，也讀了幾本寫George Maciunas傳記的書。我不知道現在在台灣會怎麼上Fluxus這一個60到70年代的藝術流派，不過在我的印象中主要提到的人應該多是John Cage或是Josef Beuys，George Maciunas算是一個比較被邊緣化的人物(即使他寫了Fluxus的宣言)。不過在睡前讀他的傳記時，我總覺得多少有些許褻瀆的感覺，因為他實在是一個太過天真的悲劇性人物。他在決定成立Fluxus後一輩子都在為Fluxus奔走，省下自己看病的錢(他有嚴重的氣喘)為的只是有錢去舉辦更多展覽、和將其他藝術家和他討論的作品Idea做成成品來販賣(販賣價錢10到70美金不等)。即使銷量奇差，他每每都還是在給其他藝術家的信中樂觀地覺得這次作品一定會大賣。他就在他紐約的工作室裡，一個人做著這些繁重的工作：把其他藝術家給他的概念做成實物，策畫全球各地的表演，和藝術家們溝通著理念，發展理論和積極地把Fluxus的藝術家統合成一個大家庭(即使其他藝術家都不把他當成一回事)。為了讓Fluxus的成員可以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工作、辦活動，他在60年代在SOHO區借錢買下了一棟Loft。70年代，當其他人漸漸開始疏遠Fluxus(Beuys等人在66年就脫離了Fluxus)，他甚至還希望可以為Fluxus買下一個小島，讓大家可以在溫暖的氣候和自給自足的環境中工作、生活。為此他曾去從事房屋仲介的工作以賺取所需的經費，在一次可能因為仲介之間糾紛的攻擊事件中，他被打傷，一隻眼睛失明，才放棄了這個計畫。過了幾年，他被診斷出患有癌症，不過他還是貸款買下了一塊農場，希望讓Fluxus的藝術家有個家...。在他死前兩年，他都還是為著籌錢而焦頭爛額地奔走著。

在Maciunas的一生中，他總過分天真，雖然有著極明確的理想，不過因為個性不夠剛硬，無法像是布列東之於超現實主義或是寫《奇觀社會》的Debord之於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使人信服、帶領Fluxus的走向。他自己也往往在看到了感興趣的點，就轉移了自己的焦點，讓Fluxus變成了一個無法定義、難以歸類的流派(不過這也許就是他的意圖所在)，而使後人對其多有誤解(譬如Fluxus等同於Cage或Beuys)。不過，那個時代始終是樂觀的，一群成員不斷變動的人聚集在一起，真覺得自己可以透過藝術去改變社會。他們討論、對話、筆戰、走上街頭、嘗試跨越媒體界線、將藝術和生活的界線抹去來推翻舊的藝術概念云云，雖然有其自身的盲目和偏執。

從現代的角度看來，Fluxus和Maciunas當然有其本身的矛盾，而導致它不得不以失敗作結。不過，我總覺得它畢竟標示著一個年輕氣盛的階段：青春還未馴服於規則之下，而不合理的現實該全面被徹底翻轉、檢討。至少Maciunas走過了這樣一個充滿變動、憤怒、盲目的時代，而如此爛漫的烏托邦理想也代表著希望不是嗎？即使他們所謂的「革命」看起來如何地不成氣候、多麼的天真、多麼的幼稚(在上課的時我們討論，他們一群人所用來抵抗奇觀社會的藝術終究也變成了「奇觀」本身)。

所以你知道嗎?當你說，這些東西創作者不會想談，而是你們學理論的人的事，觀眾都只會說美醜、有趣、無聊時，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這然也取決於兩造的態度不夠開放或是雙方的誤讀)所以我只能鑽回書裡，試圖去解答自己的疑惑，檢視自己的語言問題。

最近一直在想孤獨和念書的關係，在想如此這些到底是不是自己當初的目的？難道最終對話的對象只能是書上印的鉛字？這就是解決困惑的方式？而我必須繼續以此為業？就像我此刻在鍵盤上打下的文字，它們當下只能是單向的，就像觀看外面的落雪一樣，持續落下、重疊、融化、散逸...。我想起了大二那一段在金山南路摩斯漢堡消磨的早晨時光和在極簡後面暗室裡的胡言亂語，還記得，當初凌晨兩點走在泰順街的巷弄中那一股在咖啡因帶來的清醒和睡意催化之下、既飽滿卻又滿是焦慮、困惑的複雜情緒。又想起了前一陣子都會用花生醬配上煎蛋三明治來模擬摩斯的雞蛋堡...

我想我是開始想家了。

--------------------------------------------------------------------

後記：

在大二的時候，我們一群92級的編輯股策畫了一個訪問以前學長姐的專題。這些受訪的學長姐在師大這個保守的環境中都有著和教授提供給我們的未來世界不一樣的夢，很單純的、一個希望能改變什麼的微小想法，雖然也許不清楚自己確切對於自己對於環境有什麼期待，而只是單純地希望改變，用的方法不管是在其他地方尋找其他的可能性、發表文章、發表不符合政治正確的畫作云云。這邊的刊頭就是當初系刊的刊名《一場不夠歇斯底里的開場白》，是當時我們一群人在極簡後面的小房間裡磨出來的。當時，我們固定在金山南路的摩斯漢堡裡討論系刊、閒聊、批評著師大，當然也有齟齬、爭吵、髒話和無止盡的毛球，和學長姐們則在極簡進行訪問。

我已經不是太記得當初和陶亞倫聊天的話題，隱約地就是遮蔽、開展、海德格、杯子、南藝云云，我想在我們所有編輯股的成員眼前展開的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天地吧？(最明顯的是賴吱吱從此變成了陶先生的Fan)雖然最後系刊出了，在系上也沒有引起任何些微的漣漪，世界還是一如往常、堅實不可侵地運作著，不過在二十歲的我們身上應該都改變了些什麼吧？現在十年都快過去了，師大還是那個樣，而我們一群人也都有自己關於未來的選擇...

還記得那天，結束和陶亞倫的訪問後走出泰順街陰暗的巷子時已經兩點了，當時確確實實有著一種高漲的情緒，有些事情是值得我們去做的，也許在師大，也許在國外、在他方...。

我想，當初出國的時候也許在心裡也埋藏了當時的那種情緒。只是，進入學術代表的不一定是進入面對面的討論、爭辯(在學術研討會更是被封閉在短短10分鐘的回應、辯護、批評上)，你需要面對的是更多冷冰冰的文字、語彙，雖然說在書堆裡的對話是跨越古今、地域的或是在看到深刻的字句、想法時你會很開心，不過它始終是被封閉在心靈中的。你知道嗎？某些人味的色澤就這麼褪色了。

思考人的議題時，最可怕的矛盾是，當你看了更多、更客觀、更深刻的時刻，你才發現你離你所謂的人更遠了。他們如果有幸不變成分母、數字，最後還是會化為承載力有限的描述、字句。很是可怕。

文字其實極悲微不過。而在你必須與它相存的時候，有時會感覺很荒蕪、很孤寂。如果能激起些什麼火花，引發什麼對話，是唯一稍微紓解這些孤單的撫慰了，於是那些消磨在極簡和摩斯的夜晚和周六早晨最後就變成記憶中最魔幻的時刻了。你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