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在大學畢業之前：關於藝術史

所有人到了一定歲數總會遭遇到該遇到的事情。有時你會過度專注地凝視自己的傷痛；有時候你會頭皮發麻莫名承受一些害羞而溫暖的人們的良善給予...。
駱以軍《我們》

其實，我一直在思考要如何把我那個50頁為了學士論文寫的小論、和最近做的死亡照片研究，轉化成一篇圖文並茂、清楚明瞭的文章，貼到部落格上...

雖然在電話裡，F老師已經不只一次向我說，我不必太去在乎別人是否對我的研究是否感興趣、是否了解。(是啊！別人如果沒有那個去理解的動機，那個「被理解」的關鍵也不是你可以掌握的。)我很清楚她想講的，也知道如此期待所連結的焦慮不會有一個最終的出口。最近密集寫報告的同時，我一直思考著，選擇走學術這條路究竟能不能稍稍紓解一些對於自己的懷疑和那些在出國前就一直纏繞的困惑...

那天打電話給大學時代的F教授，我說，我覺得我似乎永遠都沒有辦法在這樣一次次被文憑(德國大學畢業)、頭銜(典藏雜誌特約記者)肯定的過程中，獲得我當初以為用時間、語言、孤獨、學術可以換來的，一點點些微的自信。這段天天上圖書館念書、打報告的日子裡，還是偶爾在回家的路途中，想像起媽媽在去年夏天拿起我向她炫耀、刊出我文章的藝術雜誌，戴起老花眼鏡讀裡面對她來說太小的鉛字的畫面，回想起她在我們去台南的高速公路上用帶點安慰的語氣說她讀不懂我文章的時刻...

難道這就是學術嗎？一個在學術中長成的、難懂的兒子？

去年回台灣的時候，Z教授對我說，老師可以再等你四年，等你在德國念完藝術史博士...。我當下很明白，他暗示我的其實是，只要我碩士轉念藝術史，拿到博士以後，就至少有一個未來生涯的保障了。當時在台灣，我看著這些我不在台灣的日子在父母身子上遺留下來、明顯的歲月痕跡，我想，「作為一個藝術史教授」至少會帶給他們一個很踏實的安全感吧？至少，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被教授青睞的機遇。況且，我必須做的，也就是把現在的副修換成我碩士時的主業而已。

回到了德國以後，才發現其實這樣的轉換並不容易。一方面，我自己很心虛，我從來沒有把典藏寄給我的當期雜誌讀完過(讀的，反倒都是叫我同學幫我夾帶在雜誌裡，"順道"用公費寄來的小說和詩集)。即使零星地看了許多展覽、表演，我從來不在意，柏林是不是或是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當代藝術之都(這真的有那麼重要嗎?)，也一直極為反感在藝術論述中充斥的那些虛無飄渺的語言。我總想著，如果藝術和藝術評論的姿態讓人感到的只是知識分子式的拒斥，那是不是連每個人很基本的觀看本身都必須是怯懦的？此外，我總無法容忍在藝術史課堂上討論到了譬如是學運時期的藝術運動Fluxus時，如此事不關己地拆解他們的藝術理念、討論藝術家之間的差異，即使當初他們奮力地疾呼著，要用無用、簡單的藝術去嘲笑藝術市場和學院中的一群「專業學術人士」。坐在教室，我感到的只是一群原本真實可感的人被「學術」拆解成主義、一個直線的邏輯、和幾個理性的概念，彷彿他們在學潮正風起雲湧的時候完全沒有一點和時代的對話、各自在心中所苦惱或是極為日常、瑣碎之事。我聽著藝術史課堂上不斷舉手發表、討論著什麼是「Performance」什麼是「前衛」的同學時，腦中出現的畫面僅僅是Louis Vuitton前幾年推出的塗鴉包而已(在我很主觀又偏狹的認定之下，藝術史真的是一個和資本主義伎倆相差無幾的東西...這也難怪我會被D教授斥責根本不瞭解藝術史...)。

原本，我一直以為爸媽肯讓兒子出國如此多年(還重念大學)，是因為他們冀望孩子成為一個也許和「醫生」社會地位差不多的「學者」。

因此，當我很頹喪地和媽媽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奶奶過世的關係還是我真的不適合念藝術史，在寫學士最後一個藝術史報告的時候，我真的極為反感，反感於這份作業、反感於藝術史的造作、反感於自己的狀態。很試探性的，我問她，我是不是有可能不要念藝術史。因為我記起，在不久前她才從算命師口中得知，她兒子比較適合念藝術史(而且將會順利從藝術史畢業，成為一個國立大學的教授，如果繼續念現在念的文化學則可能會「走上歧路」...)。我想，這是一個母親當孩子不在身邊時，和孩子、和孩子的未來相連起來很直接、篤定的方式，所以我並不認為我有甚麼機會去勸服她，讓孩子走向一個於算命師口中所說、不同、甚至是相反的道路。當她和孩子說，當然你念得開心比較重要，兒子下意識地認為，這只是一個母親在安慰在異國焦慮的孩子罷了，因此總每每在電話裡不斷逼問她真正的心意...。這天，當兒子意識到母親為了鼓勵孩子去走自己相信的道路，也許想破了頭，對孩子舉了「環保」的例子，說，你看以前環保還不是一個多麼不受重視的科系，沒有人真可以預測未來的...。對於孩子來說，雖然這個例子並沒有多大的說服力，不過他想到，這也許也是媽媽在每每想到孩子灰樸樸的未來、孩子的焦慮時用來說服自己、接受孩子的唯一方式(這個例子要如何反覆地被喚起，用來抵抗算命師口中孩子的命運啊！)。是時候把這個對於藝術史和未來的情結消解掉了，孩子對自己說。

孩子決定不再替典藏寫一些連自己都覺得寫得很彆扭的稿子，決定遠離藝術圈...

在當初很宿命地打定主意要離開文化學成為一個藝術史學者的時候，我刻意選擇了一個「很藝術史」的論文題目(火車站建築)在文化學裡寫，希望可以透過如此過程去告別在這三年來在文化學裡學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並且用文化學的研究方法去處理藝術史裡(在我看來)永遠無法處理的、人的和感知的問題。現在看來，才恍然大悟自己當初是多麼怨懟地去收集如此多資料，以此來寫一個文化學式的藝術史論文...

所以你知道嗎？這就是為什麼我那天在Facebook上寫著：

如果每個寫作都是深根於某個很自我的關懷和很個人的生命經驗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很個人的痕跡保留在論文裡，不要假裝這個論文很單純地只是處理「知識」的問題。

我想，我們的許多選擇(不管是純粹的知識或是人生裡一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和現在的自己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淨泡在自己的記憶裡生成，始終回應著我們很個人的困惑和際遇的。所以我才會說，試圖在處理學術知識問題的時候去保留(或是看清)自身的痕跡對我來說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啊！

記得，當初媽媽告訴我奶奶過世消息之後的第二天，正好是我和教授說好討論論文的禮拜二。那天，我把我當初從台灣帶回德國的一張懷舊車站明信片遞給教授說，這是我們台灣在日本殖民時代的車站，看起來和我研究的歐洲車站其實風格差距很大...。我看著教授很慎重其事地把那張明信片立放在他的電腦邊，想起奶奶，後來是忍住眼淚走出辦公室的...

我想在那個時候，心裡的某個部分就已經決定要繼續待在文化學那邊了...

(如此囉嗦地說完了這些，我想我可以慢慢把那五十頁的報告整理成中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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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讀過了一遍這篇文，開始心虛了。我想我還是得向所有念藝術史的人致上敬意。
因為我們都在用多麼主觀的方式處理自己和建構知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