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孤獨一人，把灰燼的花
插入承滿成年之暗的瓶。姊妹嘴，
你說出一個詞，永在窗前，
而昔日的夢悄然爬上我身。
我站在落花時節的花中，
把樹脂留給一隻遲來的鳥；
紅色的生命羽上帶著雪花，
嘴裡啣著冰的穀粒，從夏天飛來。
-Paul Celan
那是幾年前的夏天，在報告的前兩天，原本和我一起報告的德國同學捎了封Email說，她因為些私事，報告那天沒辦法到了。於是，我徹夜焦頭爛額地把原本說好要分配給她的史料重新讀過，擬成一篇講稿，後來硬著頭皮在德國同學的面前操著扭捏的德語把稿子裡每一個單字念仔細，獨自說了半節課。那天的主題是柏林的「Topographie des Terrors」，當時仍是一遍荒蕪的建築工地。在這片土地上，納粹在1933到1945年間策畫了遍及整個歐洲大陸的種族屠殺、暗殺行動，而在多年的延宕之後，德國人在2008年終於決定開始興建一座紀念館，標示出自己歷史上最黑暗的十幾年，在大城的中心標示出「加害者」。
在那堂課上，我先提了這片土地的歷史，這五十年來人們對於它的毀棄、遺忘、尋獲、重新挖掘…，後來分析了即將要興建的那座紀念館建築的語彙、美學的觀點、其他人對它的詮釋。而在報告最後，我刻意用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裡的一個城市作為結語：
左拉在六條河流和三座山之外聳起，這是任何人見過都忘不了的城市。可是這並非因為它像別些難忘的城市一樣在你腦海中留下什麼不尋常的形象。左拉的特別之處是一點一點留在你記憶裡的︰它相連的街道、街道兩旁的房屋、房屋上的門和窗等等，然而這些東西本身並不怎麼特別漂亮或罕見。左拉的祕密，在於如何使你的目光追隨一幅一幅的圖案，就像讀一首曲譜，任何一個音符都不許遺漏或者改變位置。熟悉左拉的架構的人要是晚上睡不著覺，可以想像自己在街上走，依次辨認理髮店的條子紋檐篷之後是銅鐘，跟著是有九股噴泉的水池、天文館的玻璃塔樓、賣瓜的攤子、隱士和獅子的石像、土耳其浴室、街角的咖啡店和通向海灣的小徑。這個叫人永遠無法忘懷的城就像一套盔甲，像一個蜂巢，有許多小窩可以貯存我們每個人想記住的東西：名人的姓名、美德、數碼、植物和礦物的分類、戰役的日期、星座、言論。在每個意念和每個轉捩點之間都可以找出某種相似或者對比，直接幫助我們記憶。因此，世上最有學問的人，就是那些默記了左拉的人。
我準備訪問這個城市，可是辦不到：為了讓人更容易記住，左拉被迫永遠靜止並且保持不變，於是衰萎了，崩潰了，消失了。大地已經把它忘掉。
當時，我不知道，在漆黑房間裡望著我的德國同學們到底有沒有聽懂，為什麼我會支吾地說，「即使這一段歷史即將隨著建築的成形而明晰起來，不過我總覺得那段傷慟會隨著被登記、被紀念而消失，而被遺忘」。當然，卡爾維諾的這段話，在那堂藝術史的課上，馬上因為我們接著關於建築、關於符號學的討論而湮沒在一來一往的詞語裡了。不過，時至今日，當初報告的紀念中心早已完工、對外開放了，而每當我路過那個地方時，我還是會想，我們究竟記錄下了什麼？理解了什麼？
我站在落花時節的花中，把樹脂留給一隻遲來的鳥；紅色的生命羽上帶著雪花，嘴裡啣著冰的穀粒，從夏天飛來。
我問H，如果策蘭能親身看到今天2010年的柏林，看到博物館、紀念碑、猶太會堂、看到路邊豎立的解說牌和無數張放在玻璃櫃裡的黑白照片和歷史學家考究出來的死傷人數數字，他會有「被理解」的感覺嗎？H回說，我猜可能還是沒有耶。我說，我在想，有些東西，可能只能透過詩去理解。H說，嗯。
網困住了網；我們擁抱著分離。
1920年，策蘭出生於布科維納，今天的烏克蘭。雖然從小精通四國語言，不過在決定以詩人為業以後，他選擇用德語寫詩。德語，是他的母語，也是1942年將他猶太裔雙親判決、標籤、送入集中營、謀殺的語言，「劊子手的語言」。用德語寫詩，對策蘭來說，會是怎樣艱難而沉重？當他的詩句，哪怕是最悲傷、最義憤的詩篇也命定會被德國人翻開時，他的詩、他的語言，乃至於他自己，對策蘭來說會是怎樣苦澀而尷尬的存在？
我還能看見你：一個回聲，可觸摸，用有觸覺的詞語，在告別的山脊。
有人說，策蘭的詩太過艱澀、隱晦。有人說，詩人在他自己和讀者之間設下了太高的柵欄、太多懸而未決、難解的謎題。而詩人也說：「他們只能遠遠地解讀我，他們無法將我把握，他們握住的只是我們之間的柵欄。」不過，你會想，詩人是否只有透過如此隱晦、密語的方式才能去理解自己的處境和族人的遭遇，才能以如此專注又盲目的眼光重新去喚起創傷和痛楚？或是說，在發生過一連串可佈的事件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資格去談論「理解」這件事？因為任何「理解」變得太過奢侈。於是，我們只能用「謎」的方式去記憶、去招喚、重新回到那些不堪的場景裡？
我會從難以描述的遠方緊緊抓住它的輪轂，一個孤獨者，就這樣寫作。
策蘭在一次演講裡說，每首詩都應該涵納著它自己的「1月20日」。「1月20日」在他的詩作裡暗喻著他母親的忌日，是Georg Büchner 描述一個抑鬱男子的小說《Lenz》的開頭第一句話，也是現實世界中，1942年納粹召開萬湖會議，決議了對猶太人系統性大屠殺和1948年他和情人Ingeborg Bachmann在維也納相識的日期。策蘭在他的詩裡交織了層層疊疊的密語，包含著他自己的個人身世和外於他、太過排撻難解的現實世界，彷彿要把所有傷慟和記憶凝縮成一個穀粒大的簡短信息，用嘴啣著，然後把它捎到一個有能力讓信息融化成淚的遠方。當公眾說他的詩太過隱密、難懂，他說，「大家都說，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書是用密碼書寫的。請你相信我，書裡的每一個字都和現實直接相關。可是，他們沒有讀懂。」
1952年的《罌粟與記憶》是策蘭在德國出版的第一部詩集。不約而同的，在1950年代初期，也正是西柏林重新關注當初坐落著納粹辦公室的那片土地的時間點。然而，一邊是詩人用著曲折的詞語、悲不能抑地召喚著死者和記憶，另一邊則是，西德政府為了在二戰戰後重新回到正常生活，忘卻納粹歷史，把即使在戰時僅部分毀損的建築群毀滅殆盡。後來，一直到80年代，德國才重新回顧這段加害者的歷史，這片土地也在歷經廢土處理廠和練車場以後，重新被標示上它的歷史身份。一直到2010年，紀念中心終於落成。這是一段從刻意遺忘到重新喚起的過程。
然而，讀著〈數杏仁〉時，我當下思索著，在策蘭1970年頭塞納河自盡前，詩人反感讀者在他的詩裡讀到美感、詩意，而甚至激動地宣稱他被外界視為「難懂」重新的詩就是「現實」時，他是不是覺得，這一段歷史必須以一種「謎」的方式來理解？或者，詩的語言才是呼喚這些即將流失的場景唯一的方式？唯有詩才能重新回到現場，在時光散盡之後重新記起死者的名字，喚起死者的苦澀和不解？我想，不管如何，即使晦澀，即使為「理解」設下了一個如此高的柵欄，策蘭的詩為我們記錄下來的正是我們即使豎立再多紀念碑、把罪責追究的再徹底、把歷史真相看得再透徹，也無法贖回的一段時光，一道我們即使可以用「史實」去捕捉，卻永遠無法理解的傷口。
數杏仁，
數數那苦澀使你闔不上眼的東西，
把我也數進去：
我曾尋訪過你的眼睛，在你睜眼沒人看你時，
我紡過秘密的線，
線上有你想像的露珠，
它落下來掉進罐子，
有句找不到知音的諺語在守護它。
只有在那裡你完全回到你的名字，
並且腳步堅定地走向你自己，
於是你闃靜的鐘架上鐘槌自由擺動，
那隱約聽見的聲音撞你心頭，
那死去的人也用手臂摟著你，
於是你們三人一起在暮色中走去，
讓我變苦，
把我數進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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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剝裂》
2010.11.25-2010.11.28
皇冠藝文中心小劇場
分屬於不同藝術領域的兩位台灣新銳創作者：樂人謝杰廷、舞者周書毅，以聲音與詩語為基底，從柏林到台北，打造一場音樂與舞蹈的跨界合作，成為第十五屆皇冠藝術節中最獨特的混搭作品。
《詩剝裂》是Schibboleth的音譯，它是策蘭的一首詩名，在希伯來語有河流的意義， 卻也是古以色列人在戰敗撤退時攸關生死的密語。策蘭的猶太裔父母死於納粹集中營，對戰後流亡巴黎的他而言，以德語寫詩成為他的痛與無解的困境，他的詩因而逐漸變得支離破碎，意義消失而僅剩下聲音，最終自沈塞納河。
在過去與現在的距離下，我們聽見他詩裡的聲音，在閱讀、書寫、對話的過程裡，我們將先以展覽、後以劇場，詮釋這靜默無語的記憶，這並不是要呈現他的生平而是想要提醒自己該怎麼面對這曾經的記憶，又是如何遺忘過去。
《詩剝裂》是一個階段性的展演計畫，從德語詩人策蘭的境遇與詩為創作的起點，發展出聲音作品與空間裝置展覽(11/11至11/21於南海藝廊展出)，最後則是在劇場裡音樂與舞蹈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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