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德國人的德國名單

代表德國國家館參展藝術家艾未未的作品：《1994年六月》 (June 1994)，1994 ，b/w-print， 121 x 155 cm。 © Ai Weiwei。

去年11月，在台北市立美術館公布「2013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包含兩位外籍藝術家的參展名單之後，就在台灣藝術圈中掀起了一陣譁然和撻伐。在許多討論中，德國總被拿來作為參照的對象。因為在此之前，德國才公布了一份「沒有德國人的德國名單」和「與法國交換展場」的決定。事實上，在德國，這份「沒有德國人的德國名單」在藝術圈所引發的討論並不亞於在台灣關於「究竟誰有資格在國家館展出？」的爭議。不過，如果德國和台灣今年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非本國籍藝術家」作為各自「國家代表」的話，這究竟反映出了怎樣的藝術現況？而我們又該怎麼去理解這樣的巧合？

1989年以後的藝術世界

在歷史上，1989這一年標示出了一個重大的分水嶺：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共產政權解體；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戴克拉克(De Klerk)被選為南非總統，兩年後廢止了種族隔離制度；在巴西和智利則在長年的軍人政權後第一次舉辦民主選舉。在藝術圈裡，法國龐畢度藝術中心(Centre Pompidou)舉辦了「大地魔術師」(Magiciens de la Terre)展覽，邀集超過一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企圖擺脫過去歐洲中心的視角，不帶偏見地呈現世界藝術(在此之前，所謂的「世界」有等級之分，而所謂的「國際」其實是由西歐、美國、日本等少數「已開發國家」所組成)。

事實上，1989年也標示著「全球化」的開端：透過自由市場和通訊科技的發展，新世界的秩序已具雛形。在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以後，全球化的趨勢更不可阻擋。在藝術上，人們開始去質疑西方藝術史裡發展出來的刻板價值觀，譬如說去批評西方藝術裡對於「創新」的追求，或是反對二十世紀末西方藝術裡要求的「現代性」、「抽象性」和「純粹性」，主張有「不同藝術史」的存在，也認為每個文化都有權力主張自己的「藝術與文化價值」。

不過，在另一方面，在西方藝術傳統裡發展出來的「藝術市場」和「展覽模式」同時也迅速地滲透到了世界的每個角落：在今天，藝術品已經變成了一種資本商品，流通在拍賣會、畫廊、私人收藏家、藝術投顧公司之間。上個世紀的藝術中心，巴黎、紐約和倫敦，隨著「市場」的轉移，逐漸移至新加坡、杜拜和香港。「客戶」和「投資客」取代了過去的「收藏家」、「藝術愛好者」，「藝術市場」更成為全球市場經濟下發展最蓬勃的分支之一。此外，私人美術館、藝術博覽會、藝術中心也在各地迅速被設立起來，譬如說在世紀初幾乎毫無藝術市場的波斯灣地區，在不到十年內，就透過「沙迦雙年展」(Sharjah Art Biennale)和杜拜藝術博覽會(Art Dubai)成為當今藝術(經濟)活動最蓬勃的地區。在這邊，「文化」，尤其是「當代藝術」儼然成為各國行銷城市、刺激觀光、發展經濟的工具，而「雙年展」更被過去的「開發中」和「第三世界國家」視為一種以「藝術」之名，尋求「國際連結」的重要管道。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今天所面臨的藝術生態，不僅是一個藝術市場、跨國資本、藝術體制和雙年展所整合起來的「全球化文化」，在另一方面，卻也是每個文化重新去關注和檢視「在地文化」和「自身歷史」的年代。因為在一個資訊交換、資本流通越來越密集的藝術體制裡，你唯有更強調自己的身分，才不會湮沒在眾生之中。

國家作為身分的區分?

回到威尼斯雙年展來談，我們必須知道的是，威尼斯雙年展是世界上歷史最久，已經成立超過一百年的雙年展。在它跨越整個二十世紀的身世中，在它身上留下的不僅僅是歐洲殖民史、兩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到共產主義垮台的歷史痕跡，更是歐洲現代藝術史的縮影。

威尼斯雙年展是今天少數仍保持著「國家館」運作方式的雙年展。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威尼斯雙年展國家館的設置事實上可以回溯到「萬國博覽會」，一個因應著貿易需求、展示殖民地與工業產品的展覽形式。只不過，在展場上的「國家館」絕對不只是單純的藝術品陳列空間而已，因為各個國家從國家館設立的先後、場地分配、建築形式到獲獎的藝術家，無不互相競爭、傾軋、角力。而也正因為如此，「國家館」本身不只一次被藝術家拿來作為反省國族歷史的題材。在這邊，最有名的應該算是漢斯‧哈克(Hans Haacke) 1993年把德國國家館地板敲成碎片、翻起，反省納粹歷史的《日耳曼尼亞》(Germania)。

不過，我們要怎樣理解今年「德法互換展館」的決定呢？事實上，早在十年前，德法兩國就已經開始討論在威尼斯雙年展「互換展場」的可能性。不過，在這邊「互換展場」當然不只是「抹除國界」或是「不再區分你我」的意義而已，因為，如果我們把德法在18世紀以來的歷史拿來參照，我們會發現，德國和法國，這兩個相鄰的西歐大國，始終保持著既敵對卻又合作的關係。一直到二戰後，兩國的邊界仍然隨著時局有所變動，這樣的微妙關係，甚至可以聯想到最近德法間對於歐盟樽節政策的歧見。「交換展館」可以被讀成一種文化上的合作、友好和開放，不過我們也可以把它閱讀成一種「空間上的佔領」和「妥協」。

同樣的，以今年德國國家館策展人根斯海默(Susanne Gaensheimer)的「沒有德國人的德國名單」為起點，或許除了去問「究竟誰有資格在國家館展出？」之外，我們更可以去想的是，究竟「國籍」，或是直接點說「拿哪一國的護照?」，還適不適合在今天全球化的藝術生態中作為「藝術家」甚至是「藝術」的基本單位？而糾纏在「國家」和「國家館」上的爭議，究竟能不能在「資源分配」或是「誰有決斷權?」的討論之外，讓我們更明晰地去思考我們所身處的這個複雜時代、甚至是我們自己的過去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