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不夠歇斯底里的開場白

我的自閉不是對快樂的尋求，我無心去贏得快樂。我的自閉也不是對平靜的尋求，平靜的獲得僅僅取決於它從來就不會失去。我尋找的是沉睡，是熄滅，是一種微不足道的放棄。
佩索亞《惶然錄》

大二的那個暑假，我常常擾於失眠，整夜聽著床邊電風扇的頻率性聲響，腦子裡則充滿著不知從何而來的焦慮和不安。有幾天，見天色將亮索性拿起相機延著汀洲路的巷弄走上中正橋拍照。中正橋橋上雖然平時嘈雜，五點多天剛亮未亮時卻是清寥，一個人就這麼混合著焦慮和整夜難眠的黏膩感踏上中正橋邊的紅磚道等著太陽從一片灰暮中從盆地的另一邊升起。當時心底其實是想拍日出的，不過現在留在嘉義的照片，其實大多是對焦不清、灰紫色的天邊景色。

當時我的大學生活，其實是和晉江街的巷弄、傻瓜麵、水餃、週末摩斯二樓落地窗邊的陽光、極簡的專屬包廂、手工的薰衣草餅乾和系刊連結在一起的。而這個Blog「一場不夠歇斯底里的開場白」，其實也就是那時候系刊的刊名，是在極簡的小包廂裡，由一群因嚴重脫稿而被搞得神經緊張的人在奮戰了四五個小時候想出來的成果。那年我們訪問了一群被系上視為是Outsider的學長姊們，有幾個是畢業成績在系上吊車尾，有幾個是聽說被系上列為黑名單的反抗者。學長姐大升上大三大四時，剛剛好是在台灣接觸西方新藝術、新思潮最盛而台灣政治上剛剛解嚴的時代。他們當時混合著失望或憤怒之情，或是選擇用一種悖逆的姿態去挑釁系上的教授們所代表的傳統權威，或是犬儒地在這個被稱為是「桃花源」的學院之外尋找其他定義的可能性。我想我之後的反骨有一部分就是在做系刊的過程中養成的吧？

那時候我們篤定於拒絕勢必必須去拒絕的，卻也遲疑於去擁抱我們面前攤著的自由。那段日子就這樣懸著、過了。

在剛到德國的第三個月時，在語言學校看了一部其實沒看懂多少的電影，德文「Die fetten Jahre sind vorbei」(直翻：好日子過去了)，台灣翻成「替天行道」，劇情是一群青少年因為不滿有錢人的行徑，而潛入外出度假的有錢人家中，不是劫富濟貧，而是把家中的傢俱挪移一番，譬如把音響放入冰箱，把沙發丟入游泳池裡。非常無害地，就只是把某種既定的秩序、某種象徵顛倒，或是說成「轉換的試驗」恰當些，然後留下「Die fetten Jahre sind vorbei」的字條。不過「潛入」有其字面下的基底意義，不會因為無害、無所獲益就會去除掉它犯罪的意涵。在一次失手的事件中，他們綁架了一個富人，在這之前片中主角在好友的遠行時，愛上了好友的女友...。我看電影時，完全無法聽懂他們在桌邊談話的內容，即使如此在我看完了電影後還是有「什麼東西就這麼從我身上逝去」之感。

我們始終會被置於這樣一個混沌、曖昧不明的綜合情境下，即便你不去選擇，或是選擇去迴避是吧？。葛林也這麼說了：「人人都必須參與某一立場--如果他不想失去人性的話...」所以我們可以見到，那些曾許諾過的、曾想望過的和已經在旅程上丟失的、已經不再去言說、相信的就這麼毫無窒礙、毫不矛盾地同時攤在我們眼前。在還沒注意到路途中的季節遞嬗前，我們就過了大學那段既確定又不確定的日子。這天，在地圖的這一邊發現了當初抄錄在小橘本裡唐諾描述契科夫時的一段話：

更深沉的悲哀可能是某種受挫經驗的發現，不是沒有大問題，而是大問題改以諸多瑣碎的形式節成無邊無垠的網路存在，沒有焦點、沒有可牽動整體的關鍵(如一個暴君、一個錯誤決策)。具體特殊事物和普遍的整體之間，於是喪失了聯繫...

那部電影的最後一幕：警車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