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friedigung

後來教授對我說，aber ich weiß, das ist keine Befriedigung...(不過我也知道，這不能回答你的困惑…)。其實，當我問教授藝術史和文化學在處理同一個題目有什麼差別的時候就已經知道我會得到這樣一個令人喪氣的答案。

昨天，在去見教授前我原本只想把已經遲交快一個月的報告拿給教授，當面感謝他，不過在我和他談完了我學士論文想研究的題目之後，我還是把這個我覺得早已經不是問題的問題丟了出來。我說了自己的美術創作背景，提到了在藝術史和文化學間的掙扎和其他人對於我的期望云云。教授是這樣回答我的，他覺得文化學處理的東西其實是在街道上的實體，不像是藝術史研究的是流派、風格、博物館裡的物件，而且比較以社會性的眼光來看待它們…，所以他認為文化學其實比藝術史有更多跨學科的特性。不過，他也承認我向他提到，學科間的紛歧其實在德國也是存在的。我接著說，不過因為在台灣沒有這樣的一個系，所以我有點焦慮。他回說，文化學的確是一個德國的發明(他不同於英美的文化研究，也不只是社會學…)，不過你自己一定知道你當初為什麼要選擇文化學吧？當然，我當然清楚，非常清楚，不過那些當初的自我懷疑和焦慮似乎自始至終都沒有削減過。後來，教授持續和我說了一堆話，我的心思卻飄開了。和教授握了手，離開了學校，我坐上電車，方向是家裡附近的購物商場，想把自己丟進一個商品環繞的環境中，因為它們的邏輯和選擇都似乎更簡單，只是一個短暫的消化系統循環，不會像這些人生中的重大決定般牽動的東西太過巨大、太過排撻，而讓人卻步。

完全不出乎意料地，我晚上又失了眠，整個晚上發著汗把床單都濡濕了，於是我翻身坐起來看大三健太郎的《憂容童子》，在全身發燙的情形下整個腦袋還是昏昏沉沉的，句子裡的主詞們自動在我的意識中互相交錯混淆，書裡的內容也就成了一個糾纏的線團，而我更在床上翻來覆去地遮騰了一會才又慢慢睡去。

早上我打開存在Bloglines 裡的這篇文章重新讀了幾次當初吳易叡寫的這些文字：

逐漸，我會失去詩的語言，也不再錙銖於行文的風格。就好像病歷寫作，我已經不必再SOAPSOAP地寫了。但我依然擁有詩的關照。因為曾經寫詩，讓我依然 清楚詩的責任、詩的想像，跟詩所無法脫離的現實。兩年了，我學習到的是不再急於發表意見，從Colne River下游搬到Thames中游的倫敦，如今即將前往安靜的泰晤士上游河畔，牛津。
在那裡，我將成為一介船伕， 學習如何放下曾經讓自己豁免於天寒地凍的暖爐、矛與盾，還有曾經標舉的旗桿。在那裡，我將拾起長篙，往更上游，在時間的最靜謐處，沒有鐘擺，沒有刻度也沒有指針行走的地方，細聲投問。

我想起了那天D教授對我的質疑，想起了在卡爾維諾談帕修斯時說的獨特負擔，試著在自己身上辨認出那個曾經推動對自己來到歐洲大陸的那個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