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在大學畢業之前：關於評論、關於人(上)

前些日子，兩個同在柏林的朋友在每週看戲俱樂部上分別發表了兩篇關於戲劇評論的文章：杰廷的文章〈在評論裡在場〉在討論一個「在場」的劇評，至於柏偉這篇名稱落落長的回應文〈遙在者的評論：與杰廷商議【在評論裡在場】中知識與私人問題 〉則在說「在場的不可能性」。

因為大家人都在柏林，也算是舊識，原本在分別與杰廷和柏偉討論、釐清了一些想法後，也就打算安然回到我那個似乎可以寫到天荒地老、關於歐洲火車站建築的學士論文。不過，在這個終於把自己想講的話大致都寫到論文裡以後的一天(把只需要30頁的學士論文寫到將近80頁，也真該停下來思考該怎麼刪減文章了!)，我逼迫自己放一天假，去看了Bruce Nauman在柏林漢堡火車站的個展。在地下樓層的展場中看到了Nauman上面那件作品《partial truth》(部分的真實)時，想起了我電腦桌面的論文word檔案、杰廷和柏偉在我看來似乎沒搭上線的隔空討論，想起了我堆在家裡一大落典藏寄來德國、大部分我連翻都沒翻過的雜誌和那三大盒印著「特約記者 李立鈞」的名片...，決定來寫一篇對於柏偉的回應。

曾經提過，在兩年來陸陸續續在典藏上表文章時，我其實非常心虛(不過為了賺點生活費，還是硬著頭皮持續寫了將近兩年之久)。記得當時一開始發展出「Look into Turner Prize」這個系列時，是因為我私心地想替Wolfgang Tillmans認真寫一篇介紹文(恩，這一篇也正好是我媽和我說他讀不懂的)。不過，當我後來每每在奮力生產稿件時，我真覺得自己在做的，不過就是去閱讀幾本也許是英文、也許是德文的畫冊，替讀者把裡面的內容轉化為中文、整理成三千到五千字的文章。時常，在把藝術家的生平、作品轉化為中性的話語、分析或是藝術理論時，我覺得自己僅僅只是一個在幫讀者讀外文書、整理資料的工具而已。因為最普遍的狀況是，我必須參考畫冊、網路上的文章、把甚至連看都沒看過的作品用短短幾句話統括起來，成為一個抽象的結論和容易消化的概念。譬如，我會說，A作品在討論後現代人的處境，B作品是一個女性對於身體的解構，藝術家C始終關懷著社會、族群認同的議題云云...

我總想著，難道A就等於社會關懷，B就等於女性主義，C就等於追求認同嗎？這樣的說法和連結會不會太過「簡單」了？(即便這些都是白紙黑字印在畫冊裡、對於藝術家作品的一段結論，都有佐證、也很"客觀"!)

不過這些倒都還不是最令我焦慮的東西。對於我來說，當代所有關於藝術的客觀語言(不管是藝評、創作論述或是藝術報導)最可怖之處在於它們似乎取代了「凝視」本身。

每一個在我們眼前舒展開來新的景觀、意象、畫面，不管是一齣劇、一張畫、一個空間或是一個當下的經驗，永遠都是異質的。而當我們凝視它們，試圖去辨識、解釋、思索、消化、理解這個「東西」時，其實也正是試著將眼前這個全然陌生的世界重新歸納到我們的有限經驗中的一個過程。在如此的一個過程中，往往因為某種不確定感總讓我們繃緊了全身的感官去準備回應可能會突然襲來的狀況、想法、發現、思維、驚喜和靈光，所以這個時候總會在我們的全神貫注中迸發出令人意外的火花。不過也正因為你突然從你理所當然、安然舒適的自我空間之中被拋棄出來，被丟進了一個從來沒見過的、太過寬闊的陌生世界之中，這個時刻當然也是讓人極其焦慮、緊張甚至無助的。儘管如此，我想這樣的陌生感正是所謂「凝視」和「旅行」的意義：你遇上了陌生的事物，端視它、進入它、發現一些新的細節和訊息、讓它，這個無以名狀的「當下」變成你的經驗。我想，馬奎斯提到「這個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去指。」時那個魔幻的時刻就是我們看一齣劇、一件作品、一個新的景觀的狀態吧？

因此，所謂的客觀性評論、論述甚至是策展理念，在我主觀看來，很容易提供觀者一個過於簡便的、容易消費的思維模式，它們不僅僅替我們規畫好了一條太過方便、單一的認知道路，有的時候更會用許多堂而皇之的抽象概念取代了整個它們所應該附屬的「觀看」本身。因為有了一個現成擺在那邊的意義，我們盡可在面對新的事物時，拿這些概念來消除我們面對陌生世界的壓力。因此，我總偏執地覺得，如果我用幾句話、幾張圖片和幾個概念把一個展覽、一個藝術家總結統整完畢，那麼寫藝術論述其實根本是在用幾個說法來幫讀者去消費整個其實根本無法被文字化約、無法讓渡給抽象概念的「觀看經驗」。(再說，我總壞心地想，一些懶惰的讀者也許會因為看過幾篇報導，就開始大言不慚地自以為已經完全掌握、理解某個他也許根本沒認真關注過的作品或是展覽。)

如此一來，整個豐饒可感、填裝滿許多閱讀可能性的實體，一齣劇、一件作品、一個人/藝術家，包括我們自己當下的感受和獨特理解，不都被這些概念、理論所挾持了嗎？那我們還能看見什麼呢？

當初René Magritte在他畫的菸斗下寫下「這不是一支菸斗」時，我想他要告訴我們的正是這件事，要我們重新去凝視一支「不是菸斗」的菸斗。試著去召喚回一個不為知識概念、單一文字所綁架的想像、一個乾乾淨淨的觀看、一個你自己的、當下的、主觀的「在場」。(所以Magritte在這邊並不去替我們確認什麼，而只狡猾地去否認「這不是一隻菸斗」。如果不是菸斗的話，那它究竟是什麼？Magritte不提供答案，而把回答這個問題的任務，重新交回了我們觀者的手中。)

如果這些文字提供的是一個「可能的意義」的話，還不打緊。然而，今天在台灣普遍的狀況是，這些關於藝術的文字和論述虛無飄渺到了一個讓人困惑的狀態。某些創作論述或是評論甚至比它們談論的作品本身還要艱澀難懂。在面對這些文字時，身為觀者的我，常常會感到某種很深層的頹喪，問自己，那呈現在你眼前的這個景觀是什麼呢？難道，你在你心底感覺到的那些隱約、模糊的感受、意象(我們暫且把這個東西理解成是「詩意」吧)都不算數？不可否認的，你知道這些論述者都一定花了大把時間勤勤懇懇地去談論出他們在作品、戲劇裡看到的意義和價值。只是，當這些抽象的論述、概念成為了一個絕對的、單一的標準時，我們似乎必須告訴我們，如果我們想「看懂」這個東西、理解它的意義，必須先去讀懂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系統論云云整套封閉在學院教育裡的當代美學理論。然而如此一來，觀看和感受本身不是變成一個最菁英主義的東西，而我們連在「觀看」時都要懷疑自己，都必須戰戰兢兢了？

我想，當卡爾維諾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中說到下面這段沉重的話時，基本上也是在哀悼一個被抽象概念所掏空的世界：

有時候，我覺得人類最特出的才能—即用字遣詞的能力--似乎感染了一種瘟疫。這種瘟疫困擾著語言，其癥狀是缺乏認知與臨即感，變成一種自動化反應，所有的表達化約為一般性，不具個人色彩，而抽象的公式，沖淡了意義，鈍化了表現的鋒芒，熄滅了文字與新狀況碰撞下所併發的火花。
在此，我並不想去探討文字傳染病的可能來源，不管這該歸咎於政治、意識形態、官僚體系的一元化、大眾媒體的壟斷、或是學校散播平庸文化的方式。我感興趣的是健康的可能性。文學，而且可能只有文學才能產生抗體，抵禦這種語言的瘟疫。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