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01

Gilbert & George: 石化的觀看(上)

 

雕像的愛情故事

在希臘神話裡有一個雕像幻化為真人的愛情故事。傳說塞普路斯(Cyprus)一個手藝精湛的雕刻家畢馬龍(Pygmalion)在見到普羅波緹黛絲(Propoetides)賣淫後,對現實中的女性產生極大的厭惡感,後來愛上了按照自己理想所創作出來的雕像。畢馬龍將雕像取名為葛拉蒂(Galatea,意為沉睡中的愛人),開始和它說話,贈送它禮物,並不懈地向愛神維納斯祈求賦予雕像真實生命。最後維納斯因為受到感動而成全了畢馬龍的心願,和邱比特一起施法讓象牙製的雕像成為真人,並讓兩人成婚。在神話中,故事止於維納斯讓雕像活過來的時刻。關於這個愛情故事後來的發展,只單單交代這對戀人後來生了個名為帕弗斯(Paphos)的兒子,至於後續的婚姻生活和人生際遇則被省略掉了,彷彿當雕像成為真人,與雕刻家成婚是他們人生中唯一值得一提的時刻,卻也是一個如煙火般的一個句點。

不過,令人好奇的是,如果這個故事如果被繼續書寫下去,畢馬龍和他「沉睡的愛人」會怎樣生活下去?

從永恆的沉睡裡甦醒後,葛拉蒂要面對的不僅是愛情裡的複雜關係,更是粗礪的生活瑣事、人生中的困頓、迷失和無常。從原本生硬的雕像成為人,進入現實,除去了神話中美夢成真的色澤後,其實總帶有一點被槍抵著,不得不赴戰場的感覺,是福是禍也許無法預測,但至少對於那個原本沒有生命的象牙雕像來說,她再也回不去那個旁觀者、無涉世事的角色了。也許是因為如此,在閱讀吉爾伯特和喬治(Gilbert & George)1967年的作品《唱歌的雕塑》(The Singing Sculpture)時,我總是想到德國作家葛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的「錫鼓」(Die Blechtrommel)中,主人翁奧斯卡在看清了成人世界裡的虛假後,寧可將自己的凝結、停滯於三歲小孩,一個「未長成」的狀態,來拒絕「成長」,藉此在自我和不願意接受的未來發展現實間劃出一道界線。

活著的雕像

1967年24歲的吉爾伯特‧普勒施(Gilbert Proesch)和大他一歲的喬治‧帕斯莫爾(George Passmore)在聖馬丁藝術學院(St. Martins School of Art)的雕塑課相遇。據說因為當時全班只有喬治聽得懂吉爾伯特的義大利口音,兩人因此熟識而組成名為「吉爾伯特和喬治」的藝術雙人組,發表了一系列將自己喬裝為雕像的作品。他們穿上同款式的正式西裝、皮鞋,打上領帶,將露在衣服外面的臉和手塗上鮮艷的顏料,站在桌子上,姿勢僵硬,表情嚴肅,一副煞有其事的樣子,就像古典的雕像般,有時候相同的姿勢甚至可以維持八小時不變。兩人靜止不動、重複機械性的動作或唱著歌,朝著背反於畢馬龍願望的方向,宣稱自己是「活著的雕像」(Living Sculptures),並在一次訪談中提到,這樣的「雕像狀態」並不只限於他們的表演中,包括他們平日早上起床、走路、閱讀、吃東西、思考、娛樂、做白日夢、獨自旅行、喃喃自語、禮貌地向人打招呼、等待天明、慢慢死亡老去云云都是處在雕像的狀態中。

雖然在藝術史的討論中習慣將吉爾伯特和喬治的這系列作品放在「表演藝術」(Performing arts)的脈絡中來討論,認為他們將人身轉化為傳統概念中的雕像,拓展了身體在藝術上的界限。不過或許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們還只是毛頭小子,正值青春期時所遭遇到的社會變動。在他們相遇,決定成為創作夥伴,在世界各地發表《活著的雕像》的六○年代世界發生了什麼事?回顧當時,1968年捷克發生了布拉格之春;美軍在越南馬賴屠殺五百個平民,越戰越演越烈;美國霍華德大學學生占領行政大樓抗議越戰和對於有色人種的歧視;庫柏力克的電影《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舉行首映;民運領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被暗殺;五月更到達了學生運動的高潮 ─ 法國發生五月革命和大規模的罷工潮;九月時在美國更舉辦了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婦女抗議行動發聲…。我們可以發現,吉爾伯特和喬治的青春期正值一個充滿希望、想像、變動、混亂、憤怒、反戰、抗議、嬉皮、愛與和平口號、性解放、烏托邦理想、搖滾樂、迷幻藥的傳奇年代。直到今日,將近半個世紀要過去了,這個六○年代的形象還是鮮明地保留在許多未能躬逢其盛的現代雅痞心中。

然而在這樣的大時代,在烏托邦理想還未破滅時,吉爾伯特和喬治這兩個出生於鄉間的小夥子(吉伯特生於義大利東北角的小鎮聖馬提諾;喬治生於英國普利茅斯)卻從一開始就保持著一個純粹觀看的態度,他們和投身抗議,親身實踐烏托邦理想的嬉皮世代不同的是,他們寧願回歸到一個「雕像」的狀態中。於是,吉爾伯特和喬治的「活著的雕像」在一個其他人極盡喧嘩、叫囂,走上街頭宣揚理想,親身試煉烏托邦的時刻,他們反倒和激昂高漲的迷幻異域保持著距離,只是旁觀。像是某種先見之明,吉爾伯特和喬治似乎透過石化的姿態看著這一場資本主義體制中最偉大的革命從繁盛、激情到破敗、虛無的過程。

距離下的凝視


如此冷靜的態度和與週遭事物保持的距離,也在他們於七○年代初轉而使用攝影作為主要創作媒材的作品中延續下來。譬如,1971年的作品《攝影作品》(PHOTO-PIECE)中,吉爾伯特和喬治將黑白的相片錯落排放在一起。照片裡,他們的身影,乍看像是午後於公園散步的閒適紀錄,但仔細一看將會發現,他們其實更像是僵硬的雕像般,被固定在抬起腳的時刻。他們和週遭的草叢小徑或是建築似乎毫無關係,他們的存在似乎是硬生生地被安插在這個人造的自然環境中的。同樣的,這樣的孤立感也不因為身處於室內而削減。在1972年的繪畫作品《酒吧1》(THE BAR 1)中,藝術家將自己的影像放在居家的場景裡:吉伯特坐在椅子上,喬治站著,一隻腳踏在椅子上,左手插在西裝外套的口袋裡,兩個人被身邊一大片落地窗包圍著,窗外是晴朗的天氣,不過兩人的表情木然,目光沒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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